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同时以附件形式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授权事项清单》，赋予深圳在人工智能、无人驾驶、大数据、生物医药、医疗健康、信息服务、个人破产等领域的先行先试权，进一步拓宽了深圳特区的立法空间，释放出国家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积极讯号。

为了进行排序就要对价值进行数值化处理和加权比较。根据上述分析，图尔敏描绘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论证模型： 与上述论证模型相比较，图尔敏认为形式逻辑的论证模型实际上只采取了单一的概念区别，即前提与结论的区别，导致推理具有过分的雷同性，而无法正确地推敲实际的议论。

为此，计算法学必须留意价值的数值化处理和加权比较，确立关于价值排序和价值函数的元算法或者结构性元规则（structural meta-rule）。为此，法学必然对决策和执行机制设计提出中立、客观、公正的要求，必然尽量提高审判的可预测程度。早期的耶林（Rudolf von Jhering, 1818-1892）也是概念法学的提倡者，他把法律的概念体系想象为化学元素表，可以按照逻辑进行排列、配对、合并以及重组，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概念具有孕育和创新的功能，可以赋予法律条文以生生不息的活力。显而易见，盖戈规范学说的出发点是奥斯丁式的法律实证主义概念，并且留下了在法学思考中生搬硬套数学模型的明显痕迹。在这里，人们是按照合法与非法的两项对立方式进行选择，制裁r 是通过公众Ω来进行的。

因此，区别C和D以及W就是法律议论的第二步。实际上，现代统计学的创立者之一朗博•凯特勒（Lambert A. Quetelet, 1796-1874）在代表作《论人》（1835年）中就运用了当时刚开始发表的西欧各国的刑事司法数据，西摩恩•泊松（Simeon-Denis Poisson, 1781-1840）也是在分析法国刑事司法统计的基础数据之际发现著名的大数定律的[26]。(61)参见注(57)，第355-384页。

当我们观察西方的权利制度、惩罚制度、责任制度及其理论的时候，总能看到康德和边沁这两个魅影在其中游荡，并由此形成两个貌似对立的阵营。其一，哈特认为，就其基本意义而言，责任是一个可辩驳性概念(a defeasible concept)。但这不意味着，哈特的法律责任理论是绝对真理，笔者只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激活中国学者对于法律责任的理论思考，促进有关法律责任的制度实践。[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

该观念在基督教伦理中得到了充分发展，并以obligation之名成为自然法著作的一部分。被代理人P授予或创设了代理人A的各种能力，比如清偿P的债务的能力、接受产权证以使财产归属于P的能力等等。

中译本译为：如果不要求精确的话，可以这样说，刑法规则之类的规则是设定责任的，而授权类规则则是设定责任的方法。也就是说，一旦B接受要约，那么，A就有责任或必须按照要约内容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我们将在下文借助哈特的理论贡献推进有关法律责任的概念理解。《最新法国刑法典》，朱琳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7-10页，本部分内容是第一卷总则之第二编刑事责任(即第121-1条到第122-8条)。

但是，这种辩解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在上述例子中，duty和obligation都无一例外地表达了西方的义务概念，而不是西方的责任概念。中译本译为：但是我所关心的是，在一般性使用我的有关法律概念的情况下，我将这一概念定义为规定权利和义务的标准的概念，而且，至少在原则上，一个政府有责任，通过类似于法院和警察这样的机构承认并实施这些权利与义务。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违法者在法律上必须受到惩罚或者必须做出赔偿这样一种关于法律责任概念的严格定义，不仅适用于哈特所属的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也适用于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参见唐晓晴：《(葡萄牙民法典〉简介》，载《葡萄牙民法典》，唐晓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1)同注(37)，Christopher Kutz文，第549页。比如，在合同关系中，如果要约人A向受要约人B提供了一个要约，那么，这个要约就创造了B接受要约的能力。

要是用一般现在时说一个活着的人实际对某个灾难负有责任，这就不是或者不仅仅是说因果责任，而是法律上使用liability这个术语时所指称的那种必然责任(Legal Liability-Responsibility)。(22)See Roscoe Pound,Jurisprudence,volume IV,West Publishing Co.,1959,pp.165-169. (23)See Wesley Newcomb Hohfeld,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Yale Law Journal,Vol.23,No.1(Nov.,1913),pp.30-31. (24)同注(23)，第32页。

(30)从逻辑上来讲，被出售财产的所有权人就承担了与之相关的责任，就必须接受财产被出售的法律效果。(37)Christopher Kutz,Responsibility,in Julse Coleman and Scott Shapiro(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of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548.Also see H.L.A.Hart,Punishment and Responsibility,Secon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11. (38)参见注(37)，H.L.A.Hart书，第211-212页。(48)(强调为原文所有)葡萄牙、西班牙、德国等欧陆国家民法典的相关条文都表达了违法者在法律上必须做出赔偿这样一种关于民事责任的一般概念。徐国栋教授所著的《民法总论》(第二版)这本新近出版的教材列举了五种关于民事责任的代表性观点：处罚说、后果说、责任说、义务说和担保说。这本教材将民事责任概念定义为当事人不履行民事义务所应承担的民法上的后果，采用所谓的后果论。的确，哈特为关于刑事责任的讨论提供了上述两个特别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为责任理论作出的持久学术贡献不限于上述两点。

(32)他举例说明：一个弗吉尼亚州的制定法规定，所有21岁以上60岁以下的自由的男性白人必须作为陪审员提供服务，除非有以下规定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刑事责任失去了防止刑罚权滥用的功能，作为一种配置刑罚的调解器，其很难真正起到保障人权的作用。

根据霍菲尔德所使用的例子，鉴于X对Y有一项权利(a claim)，权利的内容是Y应该远离X的土地，X自己有进入到那个土地上的一项特权(a privilege)，也就是说，X没有远离那个土地的一项义务(a duty)。而且如同哈耶克所指出的那样：‘建构论唯理主义的个人主义始终隐含有一种演变成个人主义的敌对面的趋向，亦即演变成集体主义的趋向。

在权利本位论逐渐暴露出自身理论缺陷、日益难以应对社会乱象的今天，笔者期待责任本位论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法律理论，(68)能够秉承权利本位论的理论初衷和制度愿景，为法律精神的不断更新和法治文明的健康成长作出理论贡献。这个理解同本文所澄清的西方法律责任概念是契合的。

郑玉波先生认为，责任为违反义务者应受一定制裁之根据也。(24)假设说，Y负有一项应该远离X的土地的义务，就意味着X对Y拥有一项相关性的权利，即X要求Y远离自己的土地。但是，正像霍菲尔德自己所坦白的那样，出于实践的目的，他只是给这个术语提供了一个大概的解释(an approximate explanation)。在一项权利被侵犯的时候，一项义务就被违背了。

(强调为原文所有) (13)英文原文为：This does not even purport to define the specific duties such a special obligation entails,or to tell us what rights automobile consumers acquire as a result. Ronald Dworkin,Taking Rights Seriousl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26.中译本译为：这句话甚至无意确定这一特殊责任所包含的具体义务是什么，或者告诉我们汽车用户因此享有什么权利。中国法理学者们通常把法律责任分成广义法律责任和狭义法律责任两类。

responsibility除了具有法律的意义，还经常在很多其他的意义(如社会的意义、道德的意义)上被使用。史密斯因其船长的身份，负有保护其船只和乘客的特定义务。

(13)遇到obligation在英文句子中单独使用时，既有翻译为责任的情况，(14)也有翻译为义务的情况。因为将刑事责任作为一个空洞的概念独立于犯罪之外，不仅使原来用于认定犯罪的诸多主观因素失去了一个统摄性的概念，而且也使其自身成了一个冗余的概念。

其实换一个角度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看似分立的两个阵营实际上共享着相同的立场。(62)而作为一位英国法学家，哈特强调对法律责任进行理论重构要关注有关公平或正义的普适理念和有关个人自由之价值的普适理念以及他尤为看重法律责任对于限制权力滥用、阻止政府借助法律过度干预公民自由生活的价值，高度契合了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重要命题。‘建构论唯理主义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所以有如此紧密的亲缘关系，实是因为它们共享着‘建构论唯理主义这个思想基础。(59)组建政治社会和政府的目的在于保护人们的生命(Lives)、自由(Liberties)和财富(Estates/Fortunes)[洛克将三者统称为财产(Property)]。

洛克以降，虽然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的不同思想家各有发挥，侧重不同，但是自由至上(尤其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有限政府这两个方面始终是整个传统的基石。⑦高铭暄：《论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合理性暨对中国刑法学体系的坚持》，《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第9页。

(27)尽管霍菲尔德分析的目标是right，我们反其道而用之，刚好把握到了duty的确定意义：即在一个特定的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自己享有做某事的特权，自己以外的其他人不能要求他不做该特定事项，也就是说，他对自己以外的其他人不负有不做该事项的义务。(强调为原文所有) (11)英文原文为：It might be said,at the cost of some inaccuracy,that whereas rules like those of the criminal law impose duties,power-conferring rules are recipes for creating duties.同注⑨，H.L.A.Hart书，第33页。

(40) 再次，故事中的情况(3)是能力意义的责任(Capacity-Responsibility)。(56)王建勋：《驯化利维坦：有限政府的一般理论》，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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