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写道，梁启超的这篇宏文于1915年9月3日在北京的《京报》汉文版刊出之后，北京《国民公报》随即全文转载，全国各报闻风响应。

这一条款的存在，就把我国宪法文本中所规定的所有基本权利前面都加上了依照法律四个字。{3} 从上述讨论中可以看出，钱端升先生的观点是，凡是加上依照法律字样的，都是有限制地保护。

依照法律宪法逻辑要求一切国家机关的行为以及公民的权利义务行为都应该以法律为据法之制定宪法，由国会起草，盈庭聚讼，党见纷歧，亘百年而未定。民国式制宪国大模式集中体现为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的制订，而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仅是生效方式较为相似。28联省自治运动中，各自治省份所推行最力的是省宪的制定，所获致的唯一成果，也是省宪的制定。53  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著，孙龙等译：《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页87-88。

1近代以来，除英美国家外，多数国家制宪历程坎坷曲折，宪法命运多舛，中国概不例外。56美国式制宪会议模式与人民制宪权理论并不抵触，也具有合法性。反宪政派的政治影响力表现：一方面竭力阻扰有实质意义的政治乃至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力求维持政治法律秩序之现状，因而不时牵制社宪派;另一方面又有力地遏制泛宪派。

我本人作为社宪派学者曾在《炎黄春秋》发表文章，把现行中国宪法包含的宪政基本元素从10个方面做了概括，现对其做出简要介绍和必要评论： 1.宪法承认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则。……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四部宪法的文本，都继承了辛亥革命的这个成果。当然，我也注意到，2003年夏天中共中央下属办事机构发布过一个不公开的文件，表现出否定笼统地否定宪政的倾向，并在中国引发了一场关于宪政正当性与否的争论，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2015年秋)，时至今日，坚持宪政正当性的学者还在努力发声。

[32]显然，此说间接肯定了社会主义宪政的提法。我相信，即使在承认姓社姓资区分的话语体系下展开论述，我们也能够说清欲说明的相关道理。

反宪政派在执政党和国家机构中基础深厚，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共和中国政府是由反宪政派控制的。中国泛宪派批评者为他们的批评或反对行为付出了相当大代价或牺牲。至于其具体主张，至少也有一半以上能为中国现行宪法所容纳。正是在上述学术背景和民意基础上，社宪派与泛宪派之争，才成为2013年中国政法思想博弈过程中的一道更引人注目的风景线。

[20] 与反宪政派人士不同，社宪派人士承认，泛宪派人士一直以来对执政党或公权力行为进行的批评和监督，总体来说对于我国政治生态的正常化和宪法、法律实施，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反宪政派对社会主义宪政学说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其目的是要迂回否定社会主义，达到搞资本主义宪政之目的。这里援引几段反映中共1949年前宪政立场的言论： 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今天延安各界人民的代表人物在这里开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大会，大家关心宪政，这是很有意义的。他们希望走一条真正改良主义的道路，其核心内容实质上是在承认中共长期执政之宪法正当性的前提下，明确中共党权范围、规范党权行使程序，并通过确保司法独立、落实违宪审查来切实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或基本人权。

现行宪法已将军队系统地纳入了国家体制。另外，现行宪法还前所未有地规定了国家机关之间权力相互制约的内容。

确立代议民主制和实行普选，是宪政的重要构成要件。[26] 五、反宪政派、泛宪政派同社宪派基本观点的对比 反宪政派、社宪派、泛宪派对待重大宪法问题的态度有多种不同，其中两方面的差别最具根本性。

[17] 泛宪政派人士自己认为，被社会主义宪政派称为‘泛宪政派的一群人，更恰当地称呼应该是‘真正的宪政派。[9]许崇德：《宪政是法治国家应有之义》，载《法学》2008年第2期。他们虽然可能对现行宪法有这样那样的批评意见，但愿意尊重和全面实施这部宪法，据以限制公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同时，他们也承认在条件成熟时逐步修改完善现行宪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现行宪法的基本权利保障条款之实施现状是：有的条款事实上长期处于冻结状态，全国人大没有制定实施它们的保障性法律，其它各级公权力机构对其几可任意限制乃至事实上禁止，被侵权者没有寻求司法救济的渠道，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还有的条款，全国人大虽制定了实施它们所必需的法律，但这些法律本身或其具体实施过程往往违反比例原则而又无违宪审查制度予以纠正，以致事实上等同于公民被禁止行使，如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相信今日之中国，所有愿意在现行宪法框架下改良政法体制的人们，都可以聚集在社会主义宪政的大旗下，为有效限制、制约各种公权力和充分保障基本人权而共同奋斗。为此，1982宪法序言和总纲分别以规范的形式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这完全不现实，泛宪派也从来没有论述过达到这个目标的现实道路。这场争论的胜负，较小程度取决于双方掌握的真理和论辩水平，较大程度取决于中共政法改良的力度和实际成效。

现行宪法满足了实行宪政在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尽管海内外不少人批评它们形式的意义大于实际价值。谈任何社会现象都倾向于区分姓社姓资，是中国特有的主流话语体系的一个特点。

2. 社会主义宪政这个提法的思想基础，是直面党权与民主法治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但承认两者可妥协和共存。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

[27] 指中共十七大、十八大批准的中央委员会报告和现行中共党章，如前者要求依法执政，后者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但是，从1982年宪法这部宪法的制定和公布施行以来的情况看，其中是包含着较丰富宪政要素的。三派对待宪法的基本保障条款的态度差异巨大：反宪政派基本上主张维持现状，即维持一些宪法基本权利保障条款近乎被置于紧急状态下冻结起来、不发生实际效力的现状;泛宪派强烈要求保障基本人权，但他们普遍不承认由宪法规定中共执政的正当性，因而也不否认中国现行宪法有效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可能性，他们要求基于人权保障的普世标准或欧美标准对公民基本权利提供保障。[30]贺卫方语，见徐潜川：《六问宪政三方》，见《财经》2013年第20期。

2.司法独立于政党，武装力量实行非政党化。泛宪派的主张不少，但最根本的只一条，是结束中共对政治权力的一党垄断，改为多党自由公平地竞争。

另一种说法，则是认为中共执政与民主法治之间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完全不能共存。事实上，他们有强大政治实力，因为他们的主张植根于庞大的公权力组织和机构。

[8]王一程、陈红太：《关于不可采用宪政提法的意见和理由》，《理论研究动态》，2004年第11期。因为，如果从理论、学术和民意基础看，反宪政派完全没有与宪政派较量的实力，因此，宪政派人士往往对反宪政派的论点嗤之以鼻，大都没正眼看待这类说法。

8.增强了对司法独立保障。[7] 韩大元：《当代世界宪法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宪政》;周叶中：《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均载于《法学》2015年第8期。5.确立了代议民主的根本形式和普选原则。[14]王振民：《宪法政治：开万世太平之路》，《人民论坛》2013年8月号(上)。

三是在承认中立必要性的前提下推进司法独立，司法不中立，审判不可能独立;法院、法官立场不中立不独立，永远谈不上司法的公平公正，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社宪派全部主张中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两点：承认或不挑战中共长期执政的宪法正当性，以宪法逐项列举的方式明确党权范围，同时通过立法具体规范党权行使程序。

明确党权范围、规范党权行使程序，需要通过修宪明确中共党权的地位，对党权做逐项列举，并为党权的行使程序规定基本原则。从互联网上搜到的资料看，上述通报认定：一些人宣扬西方宪政民主的要害，在于把党的领导与宪法和法律实施对立起来，以西方宪政民主否定党的领导、取消人民民主，实质是要否定我国宪法及其确立的制度和原则，最终实现改旗易帜，把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搬到中国。

遗憾的是，反宪政派和泛宪派对此都缺乏足够认识。按此原则，国家或国家机关都没有固有权力，任何权力都属于国民，故国民与国家机关之间是权力委托与受委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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