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重大过失的轮廓极不清晰，这直接导致行政追偿的对象难以确定。

因此，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就要关注社会分层，关注作为群体、作为个体的人民，关注在经济、社会地位上不占优势的普通民众，真正对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诉求作出实质回应，以实质正义实现社会公平。但是，很大一部分需要实质性化解的行政争议面临客观情况变化的困境，涉及历史包袱、政策调整、连锁利益等因素。

这实质是检察机关的传统办案职能向社会治理领域扩展，与其他国家机关一同预防行政争议发生，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因此，行政争议通常无法依靠检察机关单打独斗的传统办案模式进行化解。例如，《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中建立的抄送制度即为强化检察建议弱约束力的举措。正如学者指出，当前司法机关不仅需要向技术公司购买技术，还需要技术公司对技术进行长期维护与升级，二者的依赖关系日益强化。监督机制的塑造需要从内部与外部两个维度展开，立体化的监督机制才能倒逼检察机关能动履职或及时矫正检察机关履职不当的情形。

以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为例，要做实检察机关能动履职的实质评价工作，至少包含五个维度：一是"民本"，即检察机关是否能够积极且准确地识别人民群众的实质诉求。在多线程改革并进的当下，许多概念正被重新定义，不少制度正被不断重构，众多关系正被进一步理顺，检察机关如何在复杂的国家治理体系中顺应时势、找准自身定位，进而推进国家善治，需要更多的理性反思。例如，北京周某诉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某区人民政府养老保险待遇核准监督案"（以下简称"养老保险待遇核准监督案"）指出："在法院裁定并不违法、行政行为存在违反法律规定情形、当事人诉求具有正当性、合理性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不能就案办案、结案了之，漠视当事人的合理诉求，而是应当指出行政行为存在的问题、推动行政机关解决具体的行政争议，以争议的实质性化解真正实现案结事了政和。

数字技术使检察活动变得更加封闭，如算法黑箱使许多公共判断生成于封闭的信息处理过程之中，而人民群众不具备信息优势，无法对检察机关开展有效监督。"福建某村甲组诉某县人民政府林权确认纠纷监督案"就体现了"检法联动"。履职说理程序为检察机关能动履职创新提供正当性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纸判决，或许能够给当事人正义，却不一定能解开当事人的'心结'，'心结'没有解开，案件也就没有真正了结。

在此情形下，即便认定了程序违法，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仍然未能得到有效回应，当事人就可能引发后续法律程序，进而导致行政诉讼中的"程序空转"问题。同时，《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对"坚持民主集中制"亦提出了"必须实行正确的集中"的要求。

第二，从外部来看，需要判断相关任务是否属于其他机关的法定职能范畴，对于已由宪法及法律分配给其他机关的，不可以越俎代庖。合作程序有助于划定不同机关或不同部门合作时的权力边界。三是"法治"，即检察机关回应人民诉求的方式是否规范公正、是否符合法律的基本要求。以人民为中心与服务大局两大司法理念共同形塑检察机关的能动履职形态。

又需要在横向维度围绕检察机关履职的一般性程序规则开展程序设计，信息公开程序、履职说理程序、不同机关以及部门之间的合作程序、商谈程序等均属必备要素。根据"功能适当性"的内涵，需要从组织、结构、程序、人员等因素上考虑组织与任务的适配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  其一，主动推进民事争议一揽子解决。

"强能动性"与"弱能动性"的区分标准在于"功能适当性"原则，前述借助规范工具建构了相对客观的"功能适当性"判断标准。当然，除了检察建议的方式，检察机关在实践中还会采取协商、协调等方式，推进行政执法的规范性或推动行政机关履行相关职责以化解行政争议。

类型化思维则可以将具体事物的诸要素相互关联从而整体把握，它是对事物外延的描述定义，而非抽象定义（内涵定义）。  以往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审判机关的能动性，忽视了在我国同样作为司法机关的检察机关的能动性，而二者在能动性的理解上显然存在差异。

"在本案中，检察机关就是通过积极协调的方式，促成区人社局就相关争议重新核准、引导当事双方协调解决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亦指出："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但是，检察机关在服务大局的过程中须与其他机关相互配合，受国家权力配置的功能适当性原则约束，进而形成强能动性与弱能动性的形态界分。这一要求恰恰需要检察机关保持强能动性，更加灵活、积极、主动地办理案件，发现与回应社会弱者的实质诉求与困难，而非保持绝对中立、被动地办理案件。  截至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系列关于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典型案例，主要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厅《关于印发〈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典型案例（第一批）〉的通知》《关于印发〈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典型案例（第二批）〉的通知》，以及《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主题）。又需要从规范数字技术应用、完善协同机制等方面深化检察机关能动履职的保障机制。

检察听证引导公众、专家参与到司法程序之中，他们代表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在法律判断之外，引入社会判断、技术判断，为争议的化解注入更多可能性，并成为司法领域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标志。 摘  要：能动履职是进一步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这一要求的新型检察理念，亦是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基本趋向。

检察机关关注当事人的实质诉求，提高了行政争议化解结果的可接受性，有助于达成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目标。再如，强调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一同解决亦是"本着人的价值和需求来决策和行事"，若二者分开化解，可能增加当事人诉累，导致循环诉讼，甚至由于两种争议相互等待或推诿，导致行政争议无法及时解决，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产生负面影响。

"这可能会导致检察机关为追求案一件比数据的极致化而忽视案件的办理质量（是否积极追求案件办理效果）以及案件办理的规范性（是否超越功能适当性约束）。在司法程序中注入民主价值，建构多元利益诉求的表达平台，能够实现司法对多元利益诉求的有效整合，进而缓解社会矛盾与冲突。

我国《宪法》第3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检察机关在此不是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主导者，不会代替行政机关解决源头问题，而是扮演配合者角色。但由于检察机关肩负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任务，其也有责任预防行政争议发生。因为行政的生命在于效率，若检察机关过分介入行政过程，势必会影响行政效率，亦有越俎代庖之嫌疑，与功能适当性原则所强调的效率价值相悖。

而检察机关主动发现源头问题并制发检察建议自然也是能动履职理念驱动的结果，但由于此中检察机关并非行政争议化解的主导者，检察建议本身亦不具有强制力，在性质上属于一种"提醒"，因此检察机关的能动履职呈现"弱能动性"形态。当然，这里需要扩展法治原则的内涵，不仅需要关注由立法机关制定的事前规范，还需要关注检察机关依法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指导性案例等，动态且多元的法治原则有助于促进检察机关能动履职，同时也能够发挥有效的约束作用。

依法履职是能动履职的前提，能动履职的作用主要在于补强依法履职。以指标控制为基础的工作评价机制是应对一线人员工作惰性或随意性的重要工具。

一是在我国的国家权力架构中，人大监督具有权威性。事实上，相较于"不当履职"，"消极不作为"是当下实践中更为突出的检察工作难题。

这在《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中有明确规定，即检察机关通过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监督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和执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我国《宪法》序言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受国家权力配置的功能适当性原则约束，检察机关的能动履职会呈现"强能动性"与"弱能动性"的形态界分。在市场化初期，为了推进经济发展，增长成为最大的政治要求。

同时，能动履职作为高度抽象的概念，其内涵会随着具体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其中"集中力量"反映出的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总体性体制，强调打破国家机关之间的区隔，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家任务形成合力。

按照功能适当性原则，若其他机关较之于检察机关更具功能优势时，检察机关需要保持弱能动性，恪守行为边界。因为，需要实质性化解的行政争议往往法律关系复杂，唯有充分的利益衡量，考虑争议形成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原因，当事人一方的实际情况等因素，才能找到最佳的行政争议化解手段。

但问题是，中国社会原本统一的人民形象随着社会分化而发生改变。抽象概念的外延较为空洞，它所蕴含的非此即彼特征难以适应实践的丰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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